郭马 (郭马龙)

郭马 郭马珑

长治，不仅和临汾、大同同属山西确定的三个省域副中心，而且还在国家《“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中，与江苏徐州、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成为国家明确支持建设的四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在山西除省会太原外，经济较强的地级市就是长治了，可长治城建有个特点。

在长治主城每一条街道的高楼相间之中都能看到村庄里弄胡同的身影，哪怕是繁华的核心街区。这就是作为山西第二经济体长治城建的特点: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村城相依。

虽然城中村居多，但正是这种村庄与社区的高度融合，让长治在越来越宽的马路和越来越高的楼群间多了份烟火气息，使每个初入长治的外地人以最低的生活成本在这些城中村获得安身立命之所，逐步适应着城市生活。从最开始城中村租赁民房过渡到商业地产小区购房自住，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最后融入这座城市成为长治新居民的一份子。

在长治这些城中村，最典型的莫过于捉马村。

捉马位于长治主城区中心区域，英雄北路、长兴北路、保宁门街、捉马大街、飞龙巷几条城市主干道穿村而过。全村一千三百户，四千六百人，下设九个小队。不论从人口数量上，还是村域面积来说，捉马算是主城区范围内最大的一个村庄。

捉马是个老村。

郭马最早村名的来历传说与两千年前的长平之战的冯亭有关，至于现在的捉马这个村名则又与抗日战争时期驻守长治城一个将领对历史兴趣的有关。

从郭马到捉马的村名演变，无论是什么传说故事，其实都说明了马这种家畜在农耕社会时期和冷兵器时代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意义，它的重要甚至成为一个地方取改名的参考。

在八一广场喷泉修建的时候发现一块元代刻件，就记录了七百年前潞州城北这个村庄的存在，更直接证实了现在流传的秦琼卖马故事与捉马村名之间的相关更是一种后世的猜测。

在七百年前，郭马村民看中了以后成为八一广场的这块地方，留下了这块元代刻件，那个时候这地方也许是郭马村与潞州城之间的一个荒凉地带，可谁也不会想到的是七百年后，这荒凉的所在能成为一个地级市主城区中心广场的繁华地带。

在地级市长治设立后的捉马，经历了从早先城区城边村到城中村的变化，完成了从农业到工农商并存的渐进，最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商贸业完全取代了农工商并存的集体经济，最终形成以第三产业的全覆盖从而具备了城市特征，但由于保持了村庄的特点和村组织形式，于是有了今天的捉马这个城市中心村。。

捉马到底有多大？

一哥们在郊区一中上学时，他们老师说过郊区一中的南墙不仅仅是鹿家庄与捉马的地界，更是当时城区与郊区很直观的一条城乡实体界线。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按郊区一中这段围墙东西延伸的话，就意味着原晋东南会校、太行中学、职业技术学院、省机电、省防爆都在捉马地盘上，所以前几年新修的从职业技术学院和会校门前穿过与保宁门街南北并行的东西大路被命名为捉马大街也在理所当然间了。

在城边村到城中村的变化中，早期是为工业化立市的城市服务，所以村庄大部分区域与紧邻的省建、衡器、防爆、电力、针织等企业一墙或一路相隔。

随着村庄南部的长治城市空间饱和，出现了新的城市功能机构外延，村庄处于农业阶段的北部空间开始被市一级的法院、检察院、司法等一些单位包围，法检司这些单位作为曾经英雄北路末端与八一广场以南英雄中路的总工会、市政等大小机关单位遥遥呼应组成了长治的南北中轴。

而村庄东南则是长治科教卫文区域，作为保宁门前身城北街没有延伸拓展的时候，那段路最早就叫文卫街。这条街沿街单位饱和到煤校不得不继续向北建设在捉马东北的一片田地之中。那片围绕原煤校和长治学院用地预留被规划教育用地的田地，为以后容海学校和幼儿园的创造了条件，也为捉马的未来留下了一块红利地区。

村庄西部见证了房地产在长治从萌芽到兴起。曾经长治最大的飞龙小区是长治各个企事业单位住房社会化的一个自建小区，飞龙巷早先是太行街北侧十二中西边通向捉马菜地的一个无名胡同，九十年代中期长治多家单位在这里组团团购或自建步梯楼，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型小区。紧挨着飞龙小区北侧的佳美绿洲则是在新世纪随着城北街的打通与二级路相接后，在捉马村西由开发商开发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业地产小区。

主城区不同时期的功能北扩，最终把捉马这个大村庄包围在城市中心，四纵两横六条主次干道的切割让捉马彻底成为一个城中村，这种道路切割同时也让世代居住的村民们共享到城市化带来人口、土地等时代红利。相对于长治其他城中村的地理单元范围，捉马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城市道路带来的商居便利，是受益最大的一个村庄，从这点说捉马是真得不小。

捉马的经济。

捉马的经济特点与城郊区合并前的城区各个时期着重点一样，经历了从农业消退转型到工业立足，最后以第三产业兴村强区。

在几十年前，乡镇企业的普遍兴起，捉马不仅在村南紧挨市区盖了一座当时颇具规模的潞宾饭店，还陆续在英雄街和长兴街尽头与英雄街连接的田间道路沿途开办了塑料制品厂矿、地板砖厂、菜市场、纸箱厂、铸造厂、一直延续到直到北部与郊区鹿家庄搭界的制氧厂。这一系列当初分布在八一广场以南和煤校之间街道或田间的乡镇小厂却不经意间成为日后捉马集体经济重要来源。

在今天这些社会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留下土地空间，随着城市发展包围和工业的退却，都成为今天捉马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

公开资料可以知道捉马集体收入主要来自资金投资、资产租赁、土地合作和上级补助收益几大块。

除上级补助和自身理财收入外，村级投资除本村土地租赁方外，还有区域外的感兴趣项目。如忠慧不仅租用该村土地，而且在上项目还与村集体有合作，忠慧每年不仅要分红还得出土地租赁。

在土地合作租赁方面，主要是一些行政企事业单位占地租赁。我们看到的高新区孵化园、公安局、职校、园林局每年都要为占用集体土地支出费用。

在资产合作租赁方面，万民大厦、长院公寓楼、云贵酒店、山水宾馆、小灵通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甚至还有与开发商移交的临街商铺，这些村集体资产都为村里带来近千万收入。

通过这个城中村集体收入来源的分析，有点颠覆感觉中卖地一次性的收益。我们可以看出村集体收入的形式的多样性。集体收入除对外资金投资收益外，主要来自土地和土地附属的资产带来的租赁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个人租赁，也可以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占用，甚至还可以来自与开发商合作对临街门面的所有权收益。

盘点捉马四纵两横的地理单元特征，我们可以知道，英雄街、保宁门路、长兴北路，飞龙巷这四条穿越主村的道路直接带动了沿途村民民居变商业门面房，家家户户坐拥门面房出租收益。近些年在村子北部新修建的捉马大街和延安北路连接路段形成的新开发区域，则是捉马集体经济新增重要来源部分，收益主要来自土地开发和新旧驻村单位的合作。

城市化背景下的捉马，虽然依然保留了村庄的建制和形式，但村民和集体的收入方式却从农业转变为与城市功能同为一辙的商业服务中的租赁经济。以部分或整体自有资产向有需求的个人、单位提供租赁或合作以获得最大收入。

如同人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可重复。但每个人的发展却为后来者提供了模式。捉马的发展也如此，捉马的发展模式为那些成为新的城中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无论是资产合作还是资金或土地合作，双赢共利才能获得持续长久的稳定收入。如果一味的强调自身利益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无疑会陷入僵局，比如南石槽生态园的开发十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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